浅谈生态经济学历史发展

〔提要〕经济增长的多寡意味人们生活水平的高低，而经济增长注定伴随资源环境约束。生态经济学所涉及的主题贯穿整个人类历史，随着问题的出现，人类面对、研究、解决，并最终逐步达成共识，在资源环境的约束下，寻求人类经济增长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经济增长;生态经济学;环境

一、经济增长与超载的世界

经济增长支配着当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科技、文化等都必须服务经济增长。现行的经济、政治、社会系统稳定存在的前提条件是没有尽头的经济扩张和与此关联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创造高税收才能减少赤字；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政府财政需要更多的收入；维持社会凝聚力也需要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增长至上主义”已经让世界超负荷运转并恶化了环境问题、气候问题、收入不均等问题。世界经济在增长，但生态系统不会随之增长。增长意味着更大的嘴巴和更大的消化肠道比之前更快速地把更多的资源转换成更多的废物，以满足经常性破坏性的个人欲望（Daly，HermanE，2014）。当今天的科学家们谈论气候变化条件下“沙尘暴”越来越多时，实际上预示着一种剧烈的生态与社会的改变。这些可预计的危机也必将带来剧烈的后果（HannahHolleman，2018）。

二、生态经济学的历史发展过程

生态经济学所涉及的主题贯穿整个人类历史。自古希腊人以来就一直争论着，包括财富创造的极限、美好生活的意义、如何实现个人福祉和社会福祉、伦理与行为、价值认识论和炫耀性消费的心理和社会影响。这些现代主题的推理与观念线索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资料中均可检索到，并唤起很多被主流经济学家遗弃和忽略的话题，包括亚当•斯密（1759）有关社会动因的作品、马尔萨斯（1798）关于人口与贫困的作品、杰文斯（1865）关于对再生能源依赖的作品、约翰•斯图尔特•米尔（1848）关于稳态经济的作品、马克思（1867）关于剥削、阶级冲突与资本积累的作品、凡勃仑（1899）关于演进制度分析和炫耀性消费的作品。Ruskin（1862）最有名的经济学的浪漫主义批判作品也与这些主题相关联。Becker（2005）、Christensen（1989）、Smith（1980）、Spash（1999）的作品也是生态经济学历史脉络中的一些有限尝试，但最具价值的是MartinezAlier（1990）关于能源—环境方面的论文。生态经济学虽发轫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但六七十年代也仅有滥觞之力，尽管一些经济学家在形式上和实质上表达了至今仍旧流行于生态经济学的思想，如K.WilliamKapp（1961，1963，1978）研究了经济学与环境的关系，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著有思想史、方法论和基于环境问题制度分析的广泛写作。但其不为人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批评在广度与深度上远远领先于那个时代。Polanyi（1944）和Galbraith（1958，1967）有关现代工业经济的著作各自涵盖了自我控制市场经济体与公司的兴起，两者都明确地将其主题与环境退化联系起来。20世纪60年代，《寂静的春天》（RachaelCarson，1962）和《人口炸弹》（PaulEhrlich，1968）的出版预示了对环境问题一种更普遍和广泛的社会觉醒。经济增长问题也被置于议程之中（Boulding，1966；Mishan，1969）。流行文化中，嬉皮士运动倡导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去物质化、选择简单随意公社式的生活。不过，流行的环境文学作品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风生水起，然后进入到经济辩论之中。辩题也从人口增长（EhrlichandHoldren，1971）扩展到对经济增长的一般限制（Meadowsetal，1972）、对生产方式的质疑（Schumacher，1973）和增长对社会的巨大影响（Hirsch，1977）。与此同时，激进的环保主义也在孕育之中（Abbey，1975）。在经济学里，能源危机是吸引注意力的主要的环境问题（Commoner，1976；Tanzer，1974）。但这遭到主流经济学家的轻蔑与反对（如Beckerman，1974），这类经济学家过去和现在都与公众认知大相径庭，对技术工业污染给这个星球上的生命造成的威胁不以为然。滴滴涕与人类和动物的出生缺陷之间的关联性是一个开端，武器测试的核辐射、核工业事故、温室气体、臭氧层空洞、酸性沉积物、滥伐森林陆续成了政治议题和国际研究项目。工业技术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强加给人类很多的怨恨、忧虑、恐惧和无奈。以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后果而言，经济增长具有恶劣的误导性（Mishan，1969）。人们认为，环境包含一系列被忽略的和经济学以外的价值（Krutilla，1967），但这些必须符合成本—效益分析和福利理论框架（Kneese，1984）。最基础的访谈数据结果对人类心理学与动机的经济模型提出了质疑（Spash，2008）。在正统经济学内部，偏好功利主义、最优控制模型、折现、一元论价值体系和教义化的数学，严重限制了批评、创新和解决环境与社会问题的能力。然而，环境经济学家也没有能力开宗立派，他们固执地教授一个核心模型，将污染描述为易于纠正的两个参与者之间的局部问题，是一次性的市场失灵（Spash，2010）；更糟的是，因为交易成本的存在，将污染视为一种最优行为（Mishan，1971）。因而，20世纪70年代，那些对环境问题发表激烈评论的经济学家普遍发现他们以及他们的思想在那个十年被边缘化了，其因在于他们的评论太具强烈的革命性。GeorgescuRoegen（1971）发表了一篇经济熵的文章，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长远地看，增长是不可行的。而政策需要基础性改革。他从人口规模、生态系统压力到变革需要的时间以及人类系统可能变化的速度之间的推理导致对人类社会的怀疑。经济系统与伦理道德判断的分割，既要关注活着的同类，也要关注未来子孙。赫尔曼•戴利（1977，1992）认为，面对经济熵定律和对增长的批判，最好的目标选择是“稳态经济”。否则，大自然的反馈循环将迫使我们这样做，那时可能就是灾难性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生态经济学提供了更多激进文学作品和思想者的潜力。哥斯坦扎（Costanza）属于主流阵营，将其广泛的多产的作品置于新古典主义思想体系之内，包括机械均衡模型和偏好功利主义，而正是它们限制了环境经济学家的早期努力。为实施环境评估，测度与价值问题成为生态经济学的高频议题，部分原因是尝试理论“包装”，以便为采取行动吸引经济和政治支持。后来，环境影响的物理计量技术也被开发出来，如生态足迹。更多的成本，如效益类型的研究也扩展到生态事务当中。但从很多方面来看，如果像在市场上交易人工制品那样处理生态系统会存在严重问题（Spash，2008b）。于是，一种“混改”式的作品出现了，因为没有哪一个经济理论能从过去经济学实践中发展一个连贯一致的价值理论的基本问题。

三、结语

生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人类经济必须被看作嵌入地球生物物理系统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西方文化在关于世界的本质和人类在世界中所处地位问题上分歧巨大，因此西方人挣扎于不同的世界观之间。一是包括自然神论和牛顿力学在内的托马斯启蒙运动综合体（TES）。二是强调热力学、进化与诞生的科学进化范式（SEP）。主流经济学不仅自绝于热力学理论，还隔绝于演化思想、复杂系统理论和生态科学。这就可能酿成一个狂妄的错误：我们还没有了解这个世界，却一直想要统治它。人类应该谨慎地评估自身知识体系所处的位置，从TES到SEP，这是一种世界观级别的转变。难度可以预见，事实上生态经济学也正悬停于两者之间。

作者：董邦国 靳清 赵秋君 单位：大连民族大学国际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