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危机论回顾与反思探析

比较文学危机论回顾与反思探析

比较文学的危机论始于1959年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1]，我将从危机的肇始与恒常反思、危机的表现与形成探究、危机的应对与探索实践这几个维度对于历年来的诸多文献与学术专著进行梳理，通过探索学科的发展方向，把握比较文学学科本质，明晰学科未来发展道路。

一.危机的肇始与恒常反思

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韦勒克担心比较文学的危机已经来临，一方面是他对于比较文学仍旧抱有信心，另一方面是对于学科价值及其意义的深刻自我怀疑。1984年，韦斯坦因声称比较文学处于“永久危机”[2]，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3]，2003年斯皮瓦克出版《一门学科之死》[4]，宣称比较文学已经死亡。比较文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处于一个不断反思与前进的动态过程之中。

二.危机的表现与形成探究

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提出了三点，一是比较文学这个学科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研究方法，二是机械地把比较文学研究局限于渊源和影响的研究，三是出于文化民族主义的动机而忽略边缘地区的文学，使得文学研究失去了客观的考察立场。在1975年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一份《格林报告》[5]提出了彼时比较文学危机的新形式，一是由于比较文学提出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学科的交叉致使学科松弛，出现了学科界限模糊的后果，这可能会致使比较文学这个学科最终消失，二是由于其历时研究转向了共时理论研究，忽视了文学文本而去探讨理论的建构。1997年，刘象愚在《比较文学的危机和挑战》[6]中回顾了此前的诸多次危机，指出了从韦勒克提出过分注重文学外部的事实联系，忽视文学内在审美本质的实证主义倾向，到之后二十多年，危机又表现为极端的形式主义倾向，强调文学内部研究，无视文学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等外部因素。此时比较文学的危机仍表现在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无法协调而导致的两极分化。刘象愚指出，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此时的比较文学向文化领域扩展，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概念被混淆，使得学科界限逐渐模糊，使比较文学丧失了文学研究的本质特征。比较文学转向研究不同文化间的联系与碰撞，刘象愚称之为比较文学的非文学化和泛文化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还可追溯到当时热烈讨论的后现代思潮。在这场思潮之中，对于文学以及文学研究影响最大的是解构主义，诸多的冲击，比如作家已死、文学已死，文字成为了滑动的、漂移的能指，以游戏的态度对待文学创作，试图消解真理、价值等所有的终极观念。刘象愚还提到了新历史主义对于文化研究转向的影响，新历史主义对于历史真实的颠覆，对于整个人类文化的研究使得文学研究进一步加快速度转向了文化研究。

三.危机的应对与探索实践

1959年，韦勒克提出比较文学的危机，他给出的药方是“文学性”，他对于文学研究的美好愿景是“文学研究成为一种想象活动，是人类最高价值的保存者和创造者”。1993年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伯恩海默报告》提出了比较文学要面临的两个转向，一是要求比较文学转向全球主义，抛弃传统的欧洲中心态度，转向多元文化和不受重视的语言文化，二是要求比较文学以文学为中心转向文化生产研究以及各种各样的话语研究。[7]2006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了四个比较文学的发展方向，后殖民主义比较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女权主义比较文学研究、翻译研究。[8]后殖民主义批评原本是自比较文学内部生长而独立出来的研究，后殖民比较文学学者努力探讨与尝试的实践，一是批评以“欧洲中心”为典型代表的西方普世价值，指出这种观点具有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局限，二是将目光转向了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试图揭露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本质，尤其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治。文化研究的转向是最为迅速的，存在于传统文学内部的种种权力关系被一一推翻，如大众和精英。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女权主义的理论视野应用到了比较文学研究之中，该理论以女性作为“他者”来质疑以及挑战文学中的经典作品，以文学文本来考察现实生活中的权力关系，重新建构文学主体与阐释文学经典，可以推动比较文学研究打破常规，实现理论上的突破。此外，翻译研究也愈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发展方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翻译研究发生了一个转向，从重视语言的研究转向了重视文化研究，以社会文化为重要的议题。以上便是西方学者对比较文学未来道路的展望与探索。但是停留在论证比较文学是否要死亡始终缺乏一定的实践意义。我认为可从以下角度进一步思考，一是要认识我们的时代,二是认识到比较文学的现状,三是思考我们未来要如何从事比较文学研究。2003年国际比较文学大会，《苏源熙报告》指出，我们正处于一个单极性时代、不平等时代、体制性转变时代、信息爆炸时代。[9]所谓单极性时代，正与多极性时代对立，指的是当今国际政治权力格局中美国的位置，苏源熙提醒比较文学学者，必须意识到国际政治环境，进而反思比较文学的位置。不平等时代指与全球化密切联系的经济与政治的不平等，要求我们时刻意识到不平等存在的根源。体制性转变的时代，指全球经济越发联系密切而国家的概念则相对衰落，这对于比较文学的影响是体制性的。信息爆炸的时代指如今的信息众多、易于获得，信息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比较文学正是处在这样的时代，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但是比较文学的优越处也是在于以多重框架、多重角度看待和理解世界。2017年，北京大学主办了比较文学与人文学主题对谈会，这场会议有诸多学者参与，可从中知当下中国学者的探索与思考。在会议上，许多学者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与反思性的见解。梁展教授认为，如今不仅是比较文学面临着学科危机，甚至文学也面临着“死亡”，他认为，要应对比较文学的危机可以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比如学习比较政治学、比较文学经济学等学科，通过双向追问来应对当下的危机。戴锦华教授认为，如今中国不能把欧洲的知识仍旧当作是普世性的知识，因为反观现今的欧洲，已然萎缩成为了一种地方性的知识，还是要坚持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并以此为基点来反思中国的文学生存环境以及文化生产状况，要转换为一种新的知识形式。秦立彦教授从文学的本质主义出发，认识到虽然中国的话语权和地位在不断提升，但是欧洲中心作为主流的叙事仍在世界文学场域之中存在，世界文学是一个竞争性的场域，权力是与之密切相关的。他提醒道，中国学者若是企图把中心从欧洲变成自己，应该反思这种想象。要了解到比较文学的现状，还可以追踪到2019在澳门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大会，大会的主题是“世界各地文学与比较文学的未来”，从主题中，我们可知比较文学着眼于世界文学，致力于打破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不断探索比较文学的未来道路。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如今文学研究方法的创新赶不上方法论穷尽的速度，我们思考如何进行比较文学研究之时，还是要从文学本体出发，以广博和精细作为两个横纵坐标，打通某些相关联的文学时期以及文学文体，坚持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结合当下多媒体的广泛应用，掌握不同语言的丰富内涵，在多元信息的沉淀之上进行阐释与研究。综上，比较文学似乎永远处于某种危机之中，但是学科的意义与未来的发展还是要落实到切实的具体研究之中。思考我们未来如何从事比较文学的研究，要回顾与反思在二十世纪学科起源之初，在民族主义的背景之下，比较文学曾试图建立一个普世性的诗学，找到一个普世性的文学原则。到如今的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提倡倾听过去被迫沉默的声音，提倡文化的多元，时刻自我反思，站在学科研究的理论前沿，这便是比较文学危机论探讨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