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支撑公共外交探析

比较文学支撑公共外交探析

作为国家间关系“润滑剂”的公共外交,在我国外交战略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已成为我国整体外交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4月28日,上海交通大学多家学院机构联合主办了“关于比较文学与公共外交的对话会”,中国“公共外交”理念的首倡者赵启正教授,“全球人文”概念的首创者、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王宁教授,“人文外交”理念的践行者、作家贝拉女士,围绕公共外交与比较文学的关系进行了解读。三位演讲者在对话中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比较文学的重要作用:除了精深的学术研究外,比较文学还可以通过文学翻译和交流等方式促进不同民族、国别的人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某种公共外交或人文外交的作用。

一、公共外交需要比较文学的支撑

今日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日益扩大。然而,世界上对中国的发展怀有疑虑的国家和人群依然存在。中国的发展仍然需要冷静地面对疑虑,妥善地应对由于无知和偏见造成的歪曲和攻击。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公共外交”的方式来引导国际舆论界正确认识中国。公共外交需要跨越文化障碍,包括语言、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障碍,这与比较文学的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和跨学科等特征有着较多的相似之处。因此,就这一点而言,发展比较文学学科是公共外交领域打破跨文化交流障碍的有效方式之一,有助于探索如何用国际上能理解的方式解读中国,讲述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回答外国人的不解之处。因为语言、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障碍,我们在表达上出现了很多问题,外国人听不懂,不爱听,甚至造成误读。比如对于“龙”的翻译,在西方文化里,“龙”(dragon)是凶猛、邪恶的化身,与中国民间传说中的龙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由于晚清中国在进入世界的时候,并没有对中西文化差异理解透彻,使用了这一翻译,现在给中国的形象和表达造成了很多障碍。再比如将“韬光养晦”翻译为“收起爪子,等待时机”,就是在翻译时并未精确理解此句存在的语境。在建立特区之初,要克服计划经济的许多束缚,要“杀出一条血路”被媒体翻译成“冲啊,边冲边杀”,“让鲜血染红我们的道路”。这样的误译让人感到可怕,这些都可能给“中国威胁论”提供发酵的土壤。让外国人读懂中国的文化是不容易的,这就需要更多的民间力量参与进来,比较文学就是其中一股重要的支撑力量。我的弟弟赵启光教授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数十年,在美国高校开设关于老子的课程,前后花了二十年时间把老子的思想介绍给美国人。他的课程讲义DoNothing&DoEverything(中译本为《无为无不为》)已经翻译成中、日、韩三种语言。我们已经进入了公共外交的时代,相比于政府外交,我国的公共外交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发展潜力更大、空间更广阔,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很多时候,我们的传播现状是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远。这固然是受各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就人文学科领域而言,国学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用外国词汇阐释中国文化是有问题的,容易产生误读。如中国文化中的“和”有着丰富的含义,“和平”“和谐”“和解”“和为贵”“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没有和它完全对应的外语词汇。所以,在构建话语体系过程中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可能比讲好理论更有效果。故事具有的生活语汇和天然情感有利于跨越语言障碍的交流,我们完全可以用鲜活的故事让外国人理解中国。

二、“全球人文”亦需中国学者的贡献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全球人文”这一概念开始为国际学界所使用。确实,中国越来越多的入文社会科学学者试图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发出中国的声音,提出建构中国的学术理论话语。这充分说明,人文学科的“虚”并非总是如此,它有可能转变为“实”进而直接服务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之目的。人文学者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通过人文交流来实现一种“人文外交”。在当前中美关系遇到挑战的情况下,“人文外交”依然在默默地进行。通过中美学者的共同努力,一些原来并不了解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美国学者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一些学术或公共媒体上发声。如发生在五十年前的“乒乓外交”以及改革开放时代开启的中美比较文学双边对话机制,这二者均是“人文外交”的成功范例,后者通过中美两国的比较文学学者的交流,实现和加深了中美两国的相互理解与合作。这些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今天在实施“公共外交”或“人文外交”时借鉴。对外交流中,语言障碍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我们也应该考虑到,我们所提出的话题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价值。我们过去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至少是不全面的。如果传播媒介无效或传播途径不畅,那么越是民族的就越难以走向世界。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文学者已经认识到,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人文学者不仅要在国际中国研究领域内掌握话语权,同时也要就一些人们普遍关心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发出中国的声音,并赢得最起码的话语权,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文学者的历史抱负和使命。人文学者可以借助外国主流刊物、高端学术会议传递中国的声音,在交流过程中积极传递真实正面的中国形象。我们可以以“借鸡下蛋”的形式,让外国的主流媒体、主流刊物来发表中国学者的文章,从而传递中国的声音。人文学科研究的国际化体现为四个层次:跟着别人说,和别人一起说,和别人对着说,带领别人说。我认为我们现在已开始步入第四个阶段,即从跟着别人说,到和别人一起说,到与之进行对话,再到现在由我们提出话题,让别人跟着我们说。一些有着清醒的国际化意识和外语交流技能的中国人文学者已经步入国际学界,发出了自己的独特声音,影响了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一大批国际学者。

三、讲好上海故事,推行人文外交

我自己的创作就是用文学去寻找故乡,以故乡上海为纽带唤起我们与犹太人共通的记忆和情感。譬如《幸存者之歌》这本书,就是以文学的方式,向世界讲述二战期间上海人民接纳、帮助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的故事,把上海的海纳百川、包容与博爱通过文学的方式展现出来,向世界传递了二战时期上海人民、中国人民的一种大爱。我认为这应该是作家的方式。在我看来,我更愿意站在世界主义的高度,以“故事外交”文化使者的身份,向世界传递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因此,展示中国人道主义精神是我文学创作的一贯主题和意义。文学与外交的契合点或制高点似乎更多的在于人道主义精神——成人之美、美美与共。文学创作具有极大的使命,那就是架起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有影响的作家、艺术家、学者可以借助各自的专长走上国际舞台,发出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