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天人合一”的美学观对西方美学困境的启示

中国“天人合一”的美学观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命题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髓。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是美学所探讨的首要问题之一。在自然观、生态意识和生态思维等方面，中西方有很大的分歧。西方美学固守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对自然及其他存在物的统治权;而中国传统美学一开始就崇尚人和自然的和谐，始终关注生物圈内甚至全宇宙内所有事物享有的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20世纪末，人和自然的矛盾进一步恶化，生态问题日益凸显，哲学家和美学家们开始反思人和自然的关系，西方美学由此陷入困境，而中国“天人合一”的美学观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本文拟初步探讨它对西方美学困境的启示。

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美学观

“自然”一直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精神，它探讨的就是“天”与“人”的关系，亦或自然与人的关系，环境与文明的关系。它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类必须服从这一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是一致的;人生的理想是天与人的协调与和谐。
中国的道家、儒家、佛家都具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是最为宏观的人与宇宙万物关系的哲学理论，“和”是它们共同的内涵，但细细比较，它们的美学观也不尽相同。其中道家的生态美学思想最为丰富:道家的“天人合一”观侧重于天道，是从自然宇宙的和谐到人类自我的和谐，其和谐以自然宇宙生态秩序为基础。儒家也讲“天人合一”，只是它侧重于人道，是从自我的和谐到际关系的和谐，再到自然宇宙的和谐，其和谐是以人自身行为的伦理道德为基础。而佛家更是以自然宇宙的生态伦理和人类自我的行为伦理为基础，充分肯定了天人合德、生生不息的广大和谐的生命观念。王阳明将道、儒、佛三家美学融为一体，以仁爱与良知作为人与天地万物的共同基础，概括出中国美学的生命精神:“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1]。老子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然，人应该遵循自然规律，万万不可自恃聪明而将自己高高凌驾于天地万物之上。他将万物、百姓一律视为生命存在物同等看待;庄子进一步揭示了人与自然的正确关系:“天与人不相胜也，无以人灭天”“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与自然万物都是平等的，而且他在此基础上看到了一切存在物所具有的共通特质，他认为:“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郭象对此则从生态美学的角度进行了阐释:“虽所美不同，而同有所美。各美其所美，则万物一美也。”他认为现实世界的一切存在物都具有美质，而且这些美质之间不存在高低之分。显然，这比黑格尔贬低甚至否定自然美的美学思想更具有现代意义。
根据不同的理论形态，我们通常把美学分为:趣味美学、知识美学和智慧美学。趣味美学主要关注人的感性审美趣味和经验;知识美学关注的是审美规律的概念范畴与知识谱系;智慧美学则是人们超越了知识的限制，上升到了审美智慧的层次——中国以“天人合一”为代表的美学，尽管缺失知识美学这一阶段，但一开始就具备了智慧美学的特质。智慧是高于知识的，庄子认为最高层次的智慧是“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庄子·齐物论》)也就是说，最高境界的智慧应该是遗忘天地万物与自我，外不察乎宇宙，内不觉其自身，旷然无累，自我与天地万物和谐统一，共同自由创化。[2]在这里，人与自我、社会与自然的和谐达到了极致，整个人类生命与宇宙万物间了无隔阂，一切生命之间相互贯通、交相催化、共同创化。
中国“天人合一”美学终极指向是“和谐”，尤其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中国的中医学就是中国人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一个明证:认为一年四季关于生长收藏的自然规律往往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人们的生活习惯也应顺应这一规律，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样方能延年益寿。中医，可看作是“天人合一”思想在医疗保健方面的一大成就。
中国“天人合一”美学是一种生命美学，它从一开始就体现了对生命的极大热情与终极关怀。它将和谐推广到宇宙间一切事物，提倡广大和谐的生命精神，尤其重视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交相和谐，共同创化。认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绝无矛盾对立，只是交感俱化，浑然一体的。中国艺术家，尤其中国历代的山水诗人，是最能在自然中渗透人类与宇宙内在生命精神，并使自己的生命与宇宙大化生命悠然结合，在艺术意境创造中深刻展示其广大和谐的生命精神的艺术家。

二、西方美学的困境

美学所面对的是人的生命或生存本身，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它所探讨的基本问题。西方美学坚持“天人对立”的二元论哲学观，从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出发，满足于对于琐碎问题的探讨和相关知识体系的建构，津津乐道于美的主客观性的研究，费尽口舌争辩艺术与自然孰高孰低，这些非但没有提高人类生存的审美智慧，反倒诱使人们放弃了对生命、对自然等重大问题的思考。从20世纪起，由于科学与经济的迅猛发展而导致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西方美学失去了活力，不得不反思自己所犯下的错误。
1)西方美学以矛盾对立的二元论进行思维，习惯于将事物一分为二，并将两个方面对立起来。认为人和自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人必须征服自然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人类必须通过弱肉强食才符合自然发展的规律，这样不仅人和自然之间是敌我矛盾，自然成了人们支配、奴役和掠夺的对象，似乎人和人之间也只剩下了激烈的竞争和无端的战争。
2)西方美学总是孤立地看待事物，试图在所谓的学科门类和科学体系之中为自己找到栖居之地，自以为只有凭借分析和分门别类的研究而形成的美学，才具有科学性或学科性。正如有些美学家所告诫的，美学的价值在于能在科学无法施展才华的地方显示其独特优势。
3)西方美学不但放弃了对宇宙万物生命的整体思考，而且把这种思考的任务拱手让给了宗教。这样，人和自然的关系被彻底破坏，我们又怎能奢望基督教美学会关注宇宙万物的生命精神呢?在那里一切都是上帝所创造，一切只是对万能上帝的赞美罢了。
总之，西方美学崇尚二元论思维和理性分析，总是以构建相应的知识谱系为理论研究的终极目的，并试图从知识谱系的建构中反思美学的困境和寻求走出困境的途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文化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起，就自觉地培养人的科学意识，极度地发扬人的理性分析精神，将世界分为支离破碎的学科碎片进行研究，一度成果丰硕。于是人类在征服自然的漫漫旅途中便开始盲目自尊起来，最终形成了人是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西方美学一直困在这一藩篱之中而不自知。然而，科学的进步，虽然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人类并没有享受到幸福和安康。恰恰相反，由于生态系统遭受严重破坏，环境日益恶劣，人类不仅产生了生存危机，同时也产生了精神危机。这不能不引起西方美学家的焦虑与思考。　三、“天人合一”美学观对西方美学的启示

西方美学鉴于对自然的背离、对生命的漠视，日渐走入困境。西方美学要走出这一困境，从中国“天人合一”的美学观来看，应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放弃所谓知识谱系的建构，直面宇宙万物生命的真实存在，尊重并体悟自由创化的生命智慧与生命精神。要知道，美学首先不是一种学科，不是一种知识体系，而是一种智慧，一种对生命、对人和自然之间“和”的思考。
其次，西方美学应抛弃二元论的思维方式。西方美学习惯于二元论的思维方式，总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立起来，并且强调对立的重要性，将自然看成是人类征服和统治的对象。而中国的“天人合一”美学在提倡广大和谐的生命精神的同时，尤其重视人与自然的交相和谐，共同创化，所倡导的自然与人的和谐观、宇宙生命的和谐观显得弥足珍贵，受到了美学界的极度关注和推崇。
最后，西方美学应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中破茧而出，走向生态中心主义。在西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政治学》中曾表述过:“植物的存在是为了给动物提供食物，而动物的存在是为了给人提供食物。……因此，所有的动物是大自然为了人类而创造的。”圣贤的这种自然目的论，既为人类及其以后征服自然和统治自然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和无尽的力量，也造成了西方人类与自然、文明、环境的漫长而剧烈地对抗。而中国“天人合一”美学是一种早熟的生态中心主义的美学，它是反人类中心主义的。老子认为人来源于自然，人在苍宇，犹如小草小树在大山之上。“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庄子·秋水》)人在万物中“不似毫末之在于马体乎?”这是老庄对于那些自大的人，那些自以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人的一种劝谏和解构，要求人务必回到人类本身，提醒人类要审慎地对待存在和生存的问题，避免人类主体性的自我膨胀，旨在引导人们追求一种和谐的生存状态。[3]生态学的发展和丰富直接证明了生态中心主义的科学性。生态美学应运而生，其实究其就里，中国的“天人合一”美学就是一种古典的生态美学，是古代生态美学思想的典型凝炼。从中国“天人合一”美学思想中汲取养分，是西方美学最明智的决策，也是时代的使然。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天人合一”美学犹如一剂强心针，将使西方美学重新焕发活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美学可以引领西方美学走出困境。人类将会真正享受到自然赏赐给我们的幸福与安康，世界将是一派真正的宁静与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