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语境;语词——略论胡绳晚年之历史观

[摘要]本文以胡绳先生的三份文章为切入点，从近代史学史的背景中把握作为近代史学家的胡绳先生。避开了党史与政治学的争论，分析了胡绳先生历史观地构建与结构：无论作为历史Ⅰ，还是历史Ⅱ，胡绳先生均坚持以“阶级和革命”作为自己历史观的主旨与线索；在此基础上，对其晚年的历史学界各种学术新范式有所吸收，同时认为胡绳先生的历史观在晚年虽有“变”，但并没有改变胡绳先生整个历史观的基本取向与结构。

　　[关键词] 胡绳 历史观 语境 语词

　　胡绳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又是中国近代史学发展演变一个缩影。关于他晚年的历史观，在其逝世之后曾引起颇多争论。*仁、智之间毋庸多言，已有的论述多从党史和政治学的角度论述。笔者感觉很有从近现代史学史的角度来认识胡绳先生历史观的必要。本文拟从胡绳先生等身之作中选择有几份代表文章，而再以与胡绳先生基本同时代的近代史学家做学术之背景，从而对胡绳先生史学学术理路加以分析，期以抛砖之举，把胡绳先生的史学思想研究引入近代史（包括近代史学史）界。

　　一、胡绳代表性著、叙的选取及最初印象

　　从 “三个革命高潮”论到《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到《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的力著无一不是应时代之运而生，又每每各有著者妙意于其中。

　　特殊的身份、特定的时限，一脉承融的语境与语词，使胡绳先生的革命史观凸显色彩；过其德其，无不在斯。一如革命史观不同于唯物史观，历史著述者的胡绳也未必同于大众传媒制造中的胡绳，况且胡绳晚年亦不必同于早年的胡绳，不惜与昨日之我战的精神，难保不存在于贤如胡绳的心中。

　　所以本文选读的材料，便是胡绳晚年的几份文章(1)。为了避免再引起党史与近代史之间不必要的学术过渡，本文不再选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这就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即所选择的文章的“合法性”问题：略论的既然是胡绳的历史观，作为略论基础的材料是否可以支持，这其实是本文第一个须要解决的问题：

　　这两份均写在胡绳先生暮年（九五年） 。客观的时间上的坐标是其体现胡绳晚年史学思想的第一保证。

　　在《序言》中胡绳提出“的确我曾考虑过这件事”即续写的《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建立》（2），而本文也援引了胡绳先生这份未成之作，这足可证明胡绳先生晚年确实有一条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到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研究思路。两份文章的代表性和彼此的衔接，胡绳先生本人的表态可以证实这一点。（3）

　　第三证明便是两份文本可以在客观上覆盖中国近代史（4）。因为革命史也好，党史也好，二者在时空、人脉、事际上毕竟有所交叉。近代史的跨度是一八四零－一九四九（5）。本文之所以要把拟就中的《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文本加以考量，其用意亦在于将胡绳先生的近代史著作建筑加以再现（6），而且正如胡绳先生的表态（7），这样的文本也可以保证其写作思路、手法的一致性。

　　综上三条证明，可以保证选取的材料可以覆盖近代历史而且这些材料亦可以体现胡绳的史学观点。

　　胡绳先生对自己的著作的定位，我们对胡绳先生的著作的定位大致相近（8）：通史体例、政治史的倾向性。胡绳先生的著作还“涉及经济、思想、文化”（《关于“中间势力”》的谈话），但总的看来，毕竟属于通史体例的政治专门史而非社会史或它类专门史（9）。

　　浅探胡绳先生的这几份代表作，是可以得出如下的陈述来作为最初的胡绳史学的印象：

　　从一八四零年到一九四九年，作为矛盾一方的革命的农民阶级 、工人阶级和背叛旧阶级的知识分子与先进的资产阶级，在与作为矛盾另一方的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政治代言人和殖民主义侵华势力及其在华代表的斗争中，促使了中国近代政治的不断变革，中国人民也在探索中完成了推翻内外压迫的任务，人民共和国成立。

　　相对于中国近代历史而言，这是胡绳描绘的浓彩的历史场景；相对于他的历史文本而言，这又是他设计的大致的历史语境；辅益以诸如“阶级、革命”之类的语词，无论是观察他铺设的近代历史，还是玩味他设计的文本、语境，“革命史观”均跃然而出。

　　可印象中的历史观并不等同于学理中的历史观，必须解构胡绳赖以建筑其历史观的语词，才能在复置其于语境中加以考量后得其结论。也许，这种结论或异于胡绳的本意亦未尝可知。

转贴于
　　二、语境的多重建筑与语词的复杂设计：“变”与“化”

　　胡绳本人对于他的笔法曾有表示：我写这本书是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10）。提出了“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未必即可以代表其历史观念体系（11）（自然相对于政治史来讲，这在方法论上其实也有某种切合），况且作为高明的历史学家，胡绳也不可能只在其历史文本中建筑一种语境，而借之建筑的更能真切表明其历史观念的语词亦不会只在单一层面上加以设计。那么，对于所谓的“革命史观”的观察，我们也不应单向线性地进行。

　　鉴于“农民阶级”是近代史学科中最具历时性的语词且又是通篇于胡绳近代史语境中以多面孔呈现的，我们不妨假之入手，来分析胡绳的历史观。农民阶级，胡绳的确把他从封建势力的场景中搬出，却又不得不承认他又是“封建语境”的势力。从太平天国一直到义和团运动，再从大革命到解放战争，政治语境中的农民阶级被赋予了革命的价值。（12）作为历史学家的胡绳不同于政治家的胡绳在于他虽然承认这一点，但却在特殊场合中又做过如下表示：

　　“过去说，…（农民）属于共产党一边的，是革命的依靠、基础。实际上，…（农民）只是革命的可能的基础…就具体的人说，他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中间状态，不可能一开始就都自动跟共产党走”。（13）

　　单单一个语词“农民阶级”，仅仅在政治史语境中的表达，胡绳就做出了两种解释。

　　貌似冲突的语词使用，其实更真切地反应出了在胡绳整体的历史观中的复杂设计，而正是通过这种设计，才给予胡著的近代史以丰富的语境色彩。

　　在“革命的价值”中的农民阶级，即使是作为反抗封建势力之另一方地主阶级出现，胡绳也强调他的伟大与革命。因为作为铺设近代半封建社会政治史底色的历史观点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两大规律，依据这些规律，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至少在政治层面上带有反抗剥削的正义性与合法性，“革命性”当然是理所当然；更何况反过来，如果不这样设计，对于半封建社会的庞大统治集团的政治命题就不好处理了。半封建统治势力政治上反动且腐朽凶残，推翻他们的政治反抗既是合乎于情、又契之于理，在漫长的半封建社会，能够反抗且“推翻”他们的只有同为封建势力的农民阶级。

　　那为什么在《关于“中间势力”》的谈话中，胡绳又做了如是的表达呢？

　　胡绳必须指出：软弱的资产阶级不具备引导农民阶级来建设共和国的可能。证明这一点，在史实上又有资产阶级的纲领和行动来支持，在理论上可以用软弱性来支持，可作为命题的第一端。农民阶级，如何用史实证明他们有反抗之勇气与行为的同时，再通过理论来“限制”他们的历史地位？于是可以借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两条规律再来证明他们属于小生产者，属于封建阶级，不可能自觉地完成这一伟大的建立共和的任务。这样就给新生的（却不是唯一的）力量——无产阶级和未来的共产党“预支”了合法性与合理性，所以作为“中间势力”意义上的农民阶级便出现在拟就的《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中。

　　既然意识到了农民阶级的历史的另一面，为什么不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展现呢？同一个语词的使用，就牵涉到了另一个语词的使用，或许把两个语词及相关语境迭次打开，这个问题才能够稍微明白，这个语词就是“革命”。

　　“革命”的历时性不亚于“农民阶级”。胡绳自己时推崇革命的，他不单单是承认革命。胡绳认为：“中国近代史中发生了多次革命，这些革命几乎都不能不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这里说的革命是指推翻旧的统治阶级，改变旧的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我的观点是，即便是有严重缺点的、不成熟的、有许多负作用的、一时没有得到完全成功的革命。如果它是适应了阶级斗争向前发展的形式而发生的。它就不能不被认为是必要的，是推进社会历史进步的。”（14）

　　在这里，似乎可以明白之所以不把另一种设计下的“农民阶级”搬到第一种设计下的“农民阶级”那里去，其原因在于“革命问题”。

　　因为胡绳著作中要凸显“革命”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而农民阶级，即便是第一种设计下的，也毕竟属于渴盼“推翻旧的统治阶级”而且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又往往采用“暴力即武装斗争”的形式。如果把第二种设计绘入第一种设计中，那么固然无法抹去自太平天国以来的历史事实，可对于其“革命”的价值评判不免要发生疑问，更可能波及对于“暴力、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社会秩序的再调整”这些“革命”伴生物与表征的正义性与合理性、合法性的承认，而依托于这些“伴生物”与表征支持的革命，无论是在近代历史中还是在近代历史学中（尽管我们通俗的“近代史”的理解两者兼具），都与“1949”有或隐或现的事际关联。

　　一旦动摇了“革命”的语词内涵及它使用的语境，那么“改良问题”作为革命的相应问题便会被提出，而“改良问题”更是直接牵涉到了推行它的统治阶级。如果对于近代历史上的形形色色的统治阶级的问题有了松动，那么对于现实政治的渊源、类属都要产生冲击。所以自然而然，对于“改良、改良主义”，胡绳是不松动的。“改良和改良主义是指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方法而言…改良主义又有否定革命的作用。所以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改良主义常常是有两重性的。” （15）

　　改良的历史进步性，其实胡绳也是承认的；但对改良的肯定和承认，必须有其理论的规范。这个规范便是胡绳的现代化理论：以现代化为主题写出来的中国近代史，这种意见是可行的。（16）在胡绳的视域中，“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17）胡绳提出“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的命题，如果对资本主义化这一语词加以认真分析，那么这个命题也不失并列于“革命史观”的历史命题的尝试。（18）在胡绳先生的历史主义的眼界中：中国近代社会的现代化与帝国主义在华侵略、中间势力的最终取向、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政治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

　　“中国近代史中的现代化问题不可能不出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在帝国主义经济允许的范围内的现代化……另一种倾向是突破帝国主义的允许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从而实现现代化……洋务派官僚是上述的第一种倾向的最早的代表人。那时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后一种倾向的先驱”，（19）不仅如此，“假如有一个阶级、政党真正实现资本主义。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着它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在于资本主义道路一直走不通” （20）“一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以合法的途径实现民主化、近代化的主张都不能成功……这些善良的愿望之所以不能实现，就是因为有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严重阻力”。（21）

　　正是在这种理论框架中，胡绳才承认：改良主义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而且在客观上有为革命作前驱的作用，并且在这个框架中，改良主义和中间势力等语词同时支持了胡绳的革命史观，补充了胡绳的阶级史观，以所谓的中间力量这一语词为例，它含有了中间势力这一语词和个体意义上的工农小资产阶级。只不过，最后“中间力量经历着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它形成不了独立的政治力量” （22）。

　　有“资本主义化，帝国主义的侵略，中间势力，中间力量”等语词支持下的现代化理论框架，规范和设定了“改良（主义）”等语词使用和设计的可能性范围，而“改良（主义）－革命”等语词的设计和使用，其着眼点在于“阶级”及其子概念，而这一切的总体建筑，则为我们勾勒了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全幅画卷，而这无疑给我们展示了一张彼此交织的宏大的革命图景。

　　很明显，透过最初的“革命史观”的印象，似可发觉胡绳历史观的有机性与复杂性。其视角中包涵了“现代化理论”，视野中包涵了“中间势力”……种种的一切支持了庞大的革命史观。这样我们才可能理解胡绳的历史观其实就是既有先承、后有传继的大陆史学的主流代表（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到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在对历史人物与政治事件的评价上，都可以在胡绳的著作中找到痕迹；而胡绳的著作，对于史界先贤的阶级等观点还是有所宏益，其理论体系也更为缜密，回应了时代的进步与现实境况的挑战）。（23）从这里入手，我们似可能进一步地研究胡绳历史观的认识论、方法论渊源。

　　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胡绳本人的史学思想从《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到晚年在《再版序言》与《武汉谈话》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的存在，对胡绳（包括那个时代的其他历史学家）的影响，乃是其能够联系贯通的哲学的基础。（24）

　　总而言之，较为准确地研究胡绳先生，既需要历史中的胡绳，还需要文字中的胡绳双重材料。这本非经院书生的阅历与眼界可轻易企及。单就观测文字中的胡绳而言。通读其等身之著也好，精求其典范之论也好，均易各生流弊。倘能虚置文本与时空，转换作者与读者，虽也难于保证不以毫厘之差，终至千里之谬，还是可以在能知、已知、未知的场境中，凭着文字的揣读，形诸已意于笔端揣读的文字；更进一步地切换主体与群体个体的角色，似还可能既解读历史学家的胡绳，又可以解读历史学家们的胡绳，作为历史或史学价值无疑将更为放大。


【注释】


　　
（1） 《再版序言》、《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建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出版
（2） 《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序言》发表于九五年十二月，《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写作思路与观点，胡绳先生早在九五年三月之前便已有筹划，确是“曾经考虑过”，而且已经动手，不是“至今未能动手”。
（3）“这本书的基本观点和总的体系我现在还不觉得有修改的必要”，（《再版序言》）足可以证明胡绳先生确是把这本书作为自己的得意之作。
（4）按：用近代史的眼光来界定近代史著作。
（5）“近代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80年，应延伸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110年，这个意见正日趋一致”《陈旭麓文集》第二卷P4 “我的一个中心意思，是说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该放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李侃《中国近代史“终”于何时》（《光明日报》1982年11月）收入《李侃史论选集》中华书局 2002年 应该指出，以同时代的这两位史学家为例，胡绳先生提出同样的历史观在时间上的不同，本身就值得思考。
（6）按：这样，又可以避免《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这一党史著作，避免由党史译介为近代史的不必要的麻烦。
（7）“如果我不是写一部政治史，而是写一部通史，我也不可能脱离这种观点和方法”《再版序言》
（8）胡绳著作通史体例无庸置疑“是写一部政治史”，至少“还是主要讲政治史”（《关于“中间势力”》）
（9）“真正能够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陈旭麓文集》第二卷P181）
（10）《＜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
（11）其他的历史学家，比如陈旭麓先生1955年亦曾提出“显然，对于事物的认识，阶级分析和历史观点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离开阶级观点谈历史主义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离开历史条件谈阶级分析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阶级分析”（《陈旭麓文集》第三卷P439）如何处理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等历史哲学问题，至少自那时起就是一块烫手的山芋。
（12）按：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里有如下论述，“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
（13）《关于“中间势力”》
（14）（15）（16）（17）《再版序言》
（18）按：胡绳眼光中的现代化主题下的中国近代史探讨的命题是：“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做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等于把内省的现代化课题研究又用政治色彩的历时性叙事加以铺陈。
（19）《再版序言》
（20）《关于“中间势力”》
（21）《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
（22）“中间势力是什么人？包括知识份子，工商界，搞工业的，搞教育的，等等。……工农，小资产阶级只是革命的可能的基础，……它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中间状态……应当说，中间的力量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关于“中间势力”》）这表明胡绳是给予了阶级这一语词以一定的生存空间，但这种空间是有理论的再附设的。
（23）比较《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两版序言，并参考他在武汉的谈话，就更可以看得出，胡绳是在不断思考并试图通过辅益其理论体系与设计其语词来回应时代与现实的要求。
（24）按：其“矛盾”的观点，“辩证否定”的观点；其“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诸多分析的理论工具，是胡绳先生本人晚年历史观“变而不化”、“突而不破”的方法论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