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晚期子家著作中的“亡国”义训

《吕氏春秋·安死》云：“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韩魏皆亡矣，其皆故国矣。”（注：《吕氏春秋·安死》中的这句话，《续志》注及《群书治要》曾经引用，其中“赵韩魏皆亡矣，其皆故国矣”，作“赵韩魏皆失其故国矣”。毕沅、孙蜀丞、范耕研，及日人松皋圆等都认为当以《续志》注及《治要》所引为是。上述诸人之说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547页。吴汝纶则提出：“其’字如《吕刑》‘其今尔何惩’之例，语助也。《续志》盖妄改之。”吴说转引自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巴蜀书社2002年，993页。陈奇猷、张双棣等也认为《吕氏春秋》文字不误，《治要》妄改。陈说详见氏著《吕氏春秋新校释》547页，张说见张双棣等《吕氏春秋译注》269页。单从行文来看，今本《吕氏春秋》中，“……尝亡”、“……已亡”、“……皆亡”一泻而下，整齐流畅。比较起来，《治要》等所引，则稍嫌生硬别扭，估计引用者妄改的可能性较大。大约引用者注意到这句话中提到的那几个国家的灭亡时间，大都在吕不韦去世之后，故作此修改以调停之。）由于这句话所提到的那些国家的灭亡时间，有的分明在吕不韦去世之后，因而对这句话——关键是对其中的“亡”字的不同理解，便关系到对《吕氏春秋》一书成书年代的认识。而学者在辨析此语时逐渐揭露出来的诸子语文中“亡国”一词的多重含义，从一个侧面昭示了古代中国政治思想区别于古典希腊政治思想的基本思路所在，值得引起注意。

　　　　　　一、缘起

　　较早注意到《安死》中这句话并与《吕氏春秋》的成书年代问题挂上钩的，是明清之际的顾炎武。他据此提出，吕不韦门下宾客“作书之时，秦初并三晋”[1]。民国以降，这种意见骎然成风，其中又以钱穆先生所言最具代表性。钱先生撰《吕不韦著书考》称：“然考始皇七八年间，三晋皆无恙。韩最先亡，在始皇十七年，已在不韦卒后五年。赵以王迁之虏为亡，则在韩亡后两年。魏最后，其亡已在始皇二十二年，去不韦之卒已十年。然则《吕氏春秋》书之成，其最后岂在始皇之二十二年乎？是年燕、蓟亦拨，越三年，楚亡，又越两年齐亡，皆《安死》作时所未及也。《史记》谓不韦迁蜀而著《吕览》，然则《吕氏春秋》书确有成于迁蜀之后，并有成于不韦身后者，此亦考论秦代学术思想情况至堪注意之点也。”[2] 二位先生的意见，是将《安死》篇中的这几个“亡”字与战国兼并之事挂上钩，而由于这里所谈到的“已亡”、“皆亡”的那几个国家，有的分明是在吕不韦去世之后才灭亡的，于是便得出《吕氏春秋》“含有吕不韦死后之事”（注：日人内藤虎次郎语。转引自张心澂《伪书通考》，上海书店1998年影印本，839页。），此书是在吕不韦去世之后才逐渐成型的这样的认识。那么，这一认识是否能够成立呢？《史记·吕不韦列传》对《吕氏春秋》成书经过的记载是否真的错了呢？（注：《史记·吕不韦列传》说《吕氏春秋》是在秦王政初年，吕不韦贵为仲父之时招集宾客编成。）
　　一些治《吕氏春秋》的学者并不认为《安死》这句话“含有吕不韦死后之事”。他们从探求“亡”字在先秦、秦汉时的用法入手，广泛考察诸子著作中谈论“亡国”、“国亡”的文句。考察结果表明，在诸子语文中，“亡国”一词，含有远比“某国被灭亡”这种事实陈述要广泛、深刻得多的意蕴。
　　洪家义注意到，诸子著作中的“亡国”有时并不是指某国灭亡。如《淮南子·说林》云“骊戎以美女亡其国”，这说的是晋国历史上的骊姬之乱。晋献公娶二骊姬，后来引起国家混乱，但晋国并未从此灭亡。洪先生因此认为《安死》这里的“亡”只能解释为“混乱”[3]。
　　《韩非子·有度》有一段话，涉及到的问题与《吕氏春秋·安死》此语相似。其文为：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僖王攻赵救燕，取地河东；攻尽陶、魏之地，加兵于齐，私平陆之都，攻韩拔管，胜于淇下；睢阳之事，荆军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军破，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安僖死而魏以亡。故有荆庄、齐桓则荆、齐可以霸，有燕襄、魏安僖则燕、魏可以强。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
文中说荆、齐、燕、魏“今皆亡国者”，而四国被秦攻灭，事在韩非去世之后，因而一些学人据此提出《有度》篇不是韩非所作。不过，此篇又提及：“（荆）庄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齐）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燕）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僖死而魏以亡”。而历史上，这四个国家虽然在上述四君去世之后一度陷入混乱，却并未因此亡国，这是无论韩非，抑或后于他的学人都必然清楚的事实。因此，这几个“亡”字是否可作“灭亡”解，是有问题的。
　　陈奇猷先生兼治《吕氏春秋》与《韩非子》，他在比较了《吕氏春秋·安死》与《韩非子·有度》这两段话之后，有了新的发现：“韩子以国家之大权旁落为亡。《孤愤》云：‘人所谓齐亡者，非地与城亡也，吕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谓晋亡者，亦非地与城亡也，姬氏弗制而六卿专之也。’《八奸》所谓：‘亡君者，非莫有其国也，而有之者，皆非己有者也，令臣以外为制于内，则是君人者亡也。’《三守》篇云：‘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国要以资群臣，使外内之事非己不得行。人主虽贤，不能独计，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则国为亡国矣。’可知韩非系以国家之大权旁落为亡国、亡君。”[4] 秉此认识， 陈先生认为《吕氏春秋·安死》篇“‘赵、魏、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盖谓赵、魏、韩国势乱弱，大权在下，人君不能行其制，国虽若存，实是灭亡，故其皆为故国”。陈奇猷先生此番论述，基本上可以消弥由《安死》这句话所引出的认识上的纷歧。因为，如果其时秦已经灭亡了赵、韩、魏，《安死》便不必区分“已亡”和“皆亡”；再则，“其皆故国矣”显然系统摄上面提到的齐、荆、燕、宋、中山、赵、魏、韩所有国家，齐、荆、燕称“尝亡”，意味着当时并未灭亡，亦“皆故国”，则此处之“故国”，显然并不是指实体的国家不再存在，而是指作为国家象征的君主权威不再，所以，此句所说的“韩赵魏皆亡矣”，应理解为韩赵魏三国的君主都不能统治他们的国家了。由此可见，《安死》这句话与秦灭三晋之事无关，根据此语断定《吕氏春秋》“含有吕不韦死后之事”，并进而推断此书成于秦灭三晋之后，是不能成立的。
　　陈、洪二位先生对《吕氏春秋·安死》篇“亡”字本义的探求，揭露出这样一个事实：某些战国秦汉间的子家著作使用“亡国”一词，有时并不是用来陈述某国灭亡的事实，而是用来指称那种君主失制、国政紊乱的形势。蒋重跃先生指出《韩非子·有度》篇中的“亡国之廷无人焉”，是“指朝内无法术之士，而有专权之臣”[5]，也道明了此意。

　　进一步的考察使我们发现，在战国秦汉的许多子家著作中，“亡国”、“亡君”、“亡”等词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已摆脱了与具体的事件的纠缠，而成了独立、抽象的政治用语。
　　以下姑举数例：
　　《荀子·议兵》：“……若飞鸟然，倾侧反复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
　　《商君书·靳令》：“有饥寒死亡，不为利禄之故战，此亡国之俗也。”又《商君书·画策》：“亡国之欲，贱爵轻禄。”
　　《管子·七法》：“世主所贵者宝也，所亲者戚也，所爱者民也，所重者爵禄也，亡君则不然，致所贵，非宝也，致所亲，非戚也；致所爱，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禄也。”又《管子·明法解》：“故人主专以其威势予人，则必有劫杀之患；专以其法制予人，则必有乱亡之祸；如此者，亡主之道也。”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中期，其中的《经法·六分》云：“主两则失其明，男女挣（争）威，国有乱兵，此胃（谓）亡国。”
　　此类例句甚多，下文还会提到一些，此处就不多举了。
　　在古汉语中，动词、形容词活用为名词，名词或置于其他名词之前起形容词作用的现象相当常见。故而从“亡国”之“亡”，衍生出“趋于亡国的”之意，并不难理解。而“亡”字又从“趋于亡国的”之意发展出“趋于亡国的形势”这一涵义，并被一定时期的思想家在表述其政治思想时广泛使用，则不仅关乎古代汉语语法中的词类活用现象，也意味着它是研究古代中国政治思想时应该关注的问题。
　　论者或从“亡”字的本义并非消灭出发，而试图给予“亡国”一词的这一用法一个合理的解释[6]。但“亡国”一词，在先秦时期确实有某国被消灭的含义，这是无庸置疑的，如果刻意回避这一点，反而不能把问题真正解说清楚。就今日所能见到的先秦文字资料来看，当时“亡国”一词最常用的意义就是“国家灭亡”，跟此词在现代汉语中的用法一样。在战国中晚期著作中，“亡国”及其简称“亡”，意指政治上的必亡之势这种用法才多了起来。因而，“亡国”一词的这种用法，应该是随时代思潮的激荡而衍生出来的新义。
　　“亡国”一词的这种用法，在《管子》、《商君书》、《荀子》、《韩非子》以及出土帛书《黄帝四经》中尤为常见。战国中晚期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成熟的时代，《管子》、《商君书》、《荀子》、《韩非子》以及《黄帝四经》，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政治理论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频频出现的“亡”字及其特殊用法，既反映了思想家对其时日趋白热化的兼并战争的关注，也显示了这些思想家构筑其理论大厦时的目的和思路所在。
　　在《管子》等书中，“亡国”既指政治上的必亡之势，同时，这种意义上的“亡国”也被视作一种国家类型——跟“王”、“霸”、“危（衰）”并立的一种国家类型：
　　《管子·枢言》：“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将战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
　　《管子·枢言》：“先王用一阴二阳者霸，尽以阳者王，以一阳二阴者削，尽以阴者亡。”
　　《管子·治国》：“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
　　《商君书·去强》：“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
　　《苟子·王制》：“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
　　《荀子·强国》：“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时，仅存之国危而后戚之，亡国至亡而后知亡，至死而后知死。”
　　从上述议论里，可以看出诸子划分国家类型的标准。所谓“王”、“霸”、“危”、“亡”，都是从国家形势来说的，而其中最关键的成分则是政治治理得好坏。这一标准的选定，无疑代表了诸子思考政治的出发点和基本思路所在。古典希腊的政治理论家们划分国家类型的标准是政体，是城邦的政治组织形式[7]，而古代中国的政治理论家是从国家形势、政治好坏出发来给国家分类的，因而，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讨论什么样的政体是最好的政体不同，古代中国的政治理论家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怎样才能使国家走向强盛，至少，不被灭亡。希腊政治理论家们的目光在城邦之内，而中国政治理论家的问题在国家之间，是怎样在国际的竞争中生存下来，这就造成中国传统政治学的基本内容是帝王学、统治术。当然，国家的形势、政治的好坏本身便是主观随意性颇大的判断，以之作为判断的标准，便不免会带来许多主观上的纷扰。战国中晚期，诸子们几乎人人在说“王”、“霸”、“衰”、“亡”，但各人的理解和相应的主张往往相去甚远。
　　政治上的“王”、“霸”之分，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便已成为流行话题，这只要看看《论语》、《孟子》等书便可明白。而“王”、“霸”不仅寓指不同的统治方式，同时还寓指不同的国家类型，这应该是战国中晚期的事。正是因为在“王”“霸”之后引入了“危”、“亡”这两个概念，诸子对国家的思考才发展成完整的理论体系。《韩非子·解老》称：“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在韩非看来，国家有“王”、“霸”、“衰”、“亡”，正如月相有盈亏圆缺，动植物有生长盛衰一样，乃自然界不易之理。在战国中晚期，以时人所掌握的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来附会人事，将人类活动自然规律化，即历史理性与自然理性的比附，是一时盛行的思想潮流[8]。其时的思想家将国家区分为“王”、“霸”、“衰”、“亡”，正是用他们所理解的自然理性，来统御对人事的理解。

　　　　三、证史

　　接下来的问题是：诸子语文中的“亡国”这一类型的国家，具有什么样的共同特点？也就是说，在诸子看来，处于何等形势之下的国家是必定会灭亡的？
　　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诸子的看法并不一致，但对于这个问题的核心部分——导向亡国的统治形势的理解，意见却出人意料的统一。
　　上文谈到，陈奇猷先生在广泛考察了《韩非子》中“亡国”一词的用法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可知韩非系以国家之大权旁落为亡国、亡君。”[9] 韩非理想中的政治体制是君主大权独揽，群臣恪尽职守，而他身为一孤臣孽子，身处国弱政乱之韩，性格又单纯偏激，他对国家政治生活中君主失制的现象予以如此高度重视，是可以理解的[10]。但这种看法，绝非韩非一人的危言耸听。战国秦汉间那些出自不同学派，政治主张可能迥异的学者，在讨论什么样的统治形势是“亡国”之势的时候，都将君主失制，作为最严重的问题提了出来。
　　《商君书·定分》：“夫名分不定，尧、舜犹将皆折而奸之，而况众人乎？此令奸恶大起、人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之道也。”
　　《荀子·君道》：“孤独而谓之危，国虽若存，古之人曰亡矣。”
　　《管子·明法》：“夫国有四亡：令求不出，谓之灭。出而道留，谓之拥。下情求不上通，谓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
　　《黄帝四经·经法·六分》：“主两则失其明，男女挣（争）威，国有乱兵，此胃（谓）亡国。”
　　《淮南子·主术训》：“乱国则不然。有众咸誉者无功而赏，守职者无罪而诛。主上暗而不明，群臣党而不忠，说谈者游于辩，修行者竞于住。主上出令，则非之以与；法令所禁，则犯之以邪。为智者务为巧诈，为勇者务于斗争。大臣专权，下吏持势，朋党周比，以弄其上。国虽若存，古之人曰亡矣。”
　　综言之，诸子所认为的“亡国”的最明显的特征是一国之君丧失权威，不能对子民发号施令。换言之，在诸子看来，君不君则国不国，正常的统治秩序是君主为一国之中枢，制国之命。这里面蕴含的政治理念，显然就是君主专制。
　　正如古典希腊的政治理论家讨论政治不能脱离城邦的藩篱一样，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成熟的时候，不同学派的政治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君主专制。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政治实践对政治思想的巨大影响。
　　先秦时期的中国，虽有夏商周三代继踵而王，号称天子，君临天下，但实际上一直处于列国林立的状态之中。当时之所谓“国”，当代一些史家以为当称之为“族邦”，它是以一个家族为中心联合其他群体而组成的血缘成分极为浓烈的集团。虽然在先秦时期，“国”的地域性在不断加强，但国君家族才是“国”的代表和象征，故“国”之存亡与否，端在于这个中心家族是否一如既往地掌握权力，其被杀伐、被驱逐、被取代、被架空，都意味着中心家族失去了优势地位和控制权，因而都是失“国”的表现，也都可以称为“亡国”。在当时人的观念里，“亡国”便是“绝种”，“兴灭国”与“继绝世”是同一回事。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改制运动，其共同之处是致力于削弱传统贵族的势力，强化君主的个人权威。君主个人作为国家的代表和象征，其重要性、其意义日益凸显，因而在旧有的国姓合一的观念之上，又产生了君国一体的观念，国君失制便意味着亡国。本文所讨论的《吕氏春秋·安死》中那几个“亡”字的用法，也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才能得到理解。

参考文献

　　[1][2]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22.
　　[3][6] 洪家义．吕不韦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99—100、98—100.
　　[4][9] 陈奇猷．韩非子集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86.
　　[5][10] 蒋重跃．韩非子的政治思想[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9.
　　[7] [美]乔治·霍兰·萨拜因著，盛葵阳、崔妙因译． 《政治学说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33.
　　[8] 刘家和．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J].史学理论研究，2003，(2).